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介绍守正不阿，清廉爱民的北宋好官、文人欧阳修的故事。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也是北宋的文学家、史学家，官至参知政事。他喜读圣贤之书，追求君子人格，称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为官四十余载，敢于为民请命，坚持正义，一生虽因触怒权贵而屡遭贬谪，却始终正气自若，风节凛然。他对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仁爱有深刻的理解且躬身践行，反映出一代名士的道德良知。

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母亲郑氏曾以荻画地，教他识字。欧阳修天资聪颖又勤学，其母为他出众的才学而高兴，更希望他成为一个为人做事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常对他说：“你父亲曾做泗州和绵州两地的判官，他仁慈怜悯，办案非常谨慎，唯恐没有查明真实情况而冤枉无辜。对于死刑的材料，总是反复调查、核实，说人命关天、马虎不得。”“他俸禄不多，却常接济别人，因此家中没有剩余。做人一定要心存仁义，不要贪财图利。我不知道你将来有没有成就，但是知道你父亲行善积德，一定会有好的后代的。”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欧阳修的脑海里。

秉公直言

欧阳修二十四岁就进士及第。他任职馆阁校勘时，一次，时任吏部员外郎的范仲淹因进谏触怒宰相吕夷简，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贬至饶州，在朝诸人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不少正直的大臣纷纷论救，但均被驱逐或打击；身为谏官的高若讷却因害怕得罪权贵丢掉官位，非但不站出来说公道话，反而竭力诋毁范仲淹的为人。一时间，满朝邪气，众人缄口不语。在这种环境中，欧阳修连夜写了《与高司谏书》指出：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因直谏反遭贬黜；而谏官高若讷却“在其位而不言”、“身惜官位”，趋炎附势而不敢主持正义，谄媚权贵以自保，这不是助纣为虐吗？欧阳修因写了这篇义正辞严的信，也被贬为夷陵县令。

庆历三年，欧阳修知谏院。连上奏疏，针对时弊，知无不言，所论者都是当务之急，其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十卷。如他在《原弊》中揭露社会时弊，《劝农敕》中主张兴修水利、课农桑，促进农业发展。他写的《论救赈雪后饥民札子》《论大理寺断冤狱不当札子》《论不才官吏状》等，无不心系民生，字里行间洋溢着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

一次，皇帝生女，赏绫罗八千匹，欧阳修上书：“因皇女降生，于左藏库取绫罗八千匹。染院工匠当此大雪苦寒之际，敲冰取水，染练供应，颇甚艰辛……宫中用度奢侈，皆是亏损圣德。”至和元年，全国大部地区旱灾，国穷民困，然而有的官吏却大肆为宋仁宗营造楼台馆所。欧阳修上书，指出那些竭天下之财兴无用之役的官吏是“但欲广耗国财，务为己利，恣侵欺于官物，图酬奖之功劳。”坚请宋仁宗停修宫殿，养民力，节财用。宋仁宗很赞赏欧阳修“论事切直”的风格，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夸奖道：“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后来宋神宗亦称赞欧阳修“文章宿望，左右三朝”。

宋仁宗重新起用范仲淹、杜衍、韩琦等人，不久，这几人又因直言触怒权臣被相继罢黜。欧阳修为他们分辩说“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君子同道，小人同利”，他因此也被贬至滁州。他虽身处逆境，但忧国之心不改，所写《读李翱文》就是赞扬“以天下为忧”的作品。此文赞赏唐朝李翱不愿叹老嗟卑而忧以天下，联系当朝有些人不肯以天下为忧，而真正以天下为忧的人如范仲淹等，却遭到贬斥的现状。

爱民惠民

欧阳修被贬谪期间，曾历夷陵、扬州、滁州等地方官。他初贬夷陵，夷陵倚山临江，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他一到任，立即拿来以前的案件档案反复察看，发现夷陵虽是小县，但诉讼很多，又由于偏僻，县里的官员很多都不认识字，更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导致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于是，他亲自动手，一一重新整理，常常是白天做不完的事情，晚上加班干，使夷陵大小冤案一一得以昭雪，并建立了规章制度，此后，县内大小官员“遇事不敢忽也”。

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把眼光关注着百姓。实行“宽简之政”和仁政爱民之策，“节用以爱农”，使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解释宽即“不为苛急”，简即“不为繁碎”，不兴建不必要工程，不扩大可以化小的事端，不增加百姓的赋税。量刑方面，通常主张从宽，给一切失足者以希望之路。其根本之道在于体恤民生。朱熹称赞他：“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公为数郡，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所去民思。”

欧阳修治理扬州，人们称赞其三大政绩：劝农、御水、治狱。他下车伊始，便调查农耕情形，对雨水、虫害情形作详细了解，认为“民间极不易”，商讨对策，并努力减少一些摊派项目，终使当年扬州地域农业丰收；决狱公正，保全无辜，百姓皆感激。他治理颍州，颍州地僻人穷，知书者少，他一到任就建书院，供百姓子弟上学读书，发展教育，从此颍州读书风气大开，“颍人咸知向学”。为此，两州百姓皆为其立生祠以纪念。

他做河北路都转运使时，深入基层了解各级官吏的绩能、山川地理形势、经济生产的状况以及部队兵粮器械、军事训练的详情，并一一绘成图表，使河北一带的形势一目了然。有人看他如此用心，颇感不解地说：“你以文章儒学知名天下，还愿意干如此琐碎之事？”他回答：“官府的一举一动，无不与民众的生活休戚相关，我怎么敢轻易地疏忽呢？”庆历五年，河北宣抚使富 镇压保州兵变，事后准备杀死其中2000人，以绝后患，与欧阳修商议，欧阳修坚决阻止说“祸莫大于杀降”，并说这些人其中多为迫于饥寒的百姓，终于使这2000人性命保全，矛盾化解。

他就任滁州，与民休养生息，任职第二年，滁州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爱民亲民，能造福于民，又能与民同乐，与民同游，于是其笔下便出现了荡气回肠的《醉翁亭记》，其中“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意即人们只知道跟随太守一起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是以能使人们快乐而快乐啊，展现出一幅太守仁政安民、世风祥和的图画。《醉翁亭记》一问世，滁州人唯恐失之，即请人把全文刻于石碑之上。

他在滁州写的另一篇《丰乐亭记》也表达出其“先忧后乐”、“与民同乐”的思想，文中对滁州的民风民俗做了细致的描写，“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滁州物阜民丰，他为此而欣慰，然而国家朝政的积弊不除，他不忘忧国，表达出其真乐之所在是“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意思是他的真乐在于实现儒家仁政理想：君主宽仁化民，百姓丰衣足食，天下学者都贤德有才能，边远夷族鸟兽草木生长都适当合宜。

好了，听众朋友，欧阳修的故事今天就先为您讲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讲，馨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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