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星晨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

美国移民局2020年10月2日公布《移民政策手册》中的最新政策指出，“美国停止共产党或其它极权政党的下属、或隶属组织成员的移民身份调整！”

北京文史学者魏先生10月5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几乎所有的党员都会对这个消息很震惊”，“这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美国移民律师加里·乔多罗解读此移民新政时表示，一般来说“共产党或任何其它极权政党”的成员，以及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任何附属组织的成员，可能都没有资格获得绿卡。例如：共青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这些组织，都是由中共领导的，这些与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有关联的具有“政治能力”的“志愿服务”人员，同样也没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

美国移民绿卡禁令除了中共党员外，也将波及到官二代、商二代、小粉红与共青团和帮助中共海外统战的海外华人社团。

中共现有9200万党员，8000万共青团员，再加上小粉红、网络水军等亲共人士，预计将有2亿人被美国拒之门外。

移民新政对中共打击巨大。中共高阶人士当中，很多人都已移民海外。号称“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司马南几年前就全家迁往美国，一句“天安门没死一个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八九六四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全家也都早已迁居美国。迷惑国人多年的红歌“党啊，亲爱的妈妈”原唱者殷秀梅，也早已加入美国籍。就连当年文革时被毛泽东接见的小红卫兵宋彬彬，她和她的家人也都长居美国。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曾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调查统计结果，发现有九成中共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曾披露中共的“沉船计划”：就是权贵高层早已提前把资产转移至海外，一旦中共垮台，所有国内中共权贵家族都将逃至海外。民间有句话叫“满朝文武藏绿卡”，中共每年的两会被民众嘲讽为“海外华人俱乐部”。

北京学者宋惠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的政策象征及震慑作用较大，也是向年轻人发出警示：“起码对未来想在技术上、学术上有所发展，想到美国的人，你就不要入党。”

除了美国移民新政外，国际诸多事件对中共越来越不利，中共已成为孤家寡人，空前孤立。有网友形容如今的中共国：“外资被吓跑了，民企被搞垮了，外汇被撒光了，外交被搞砸了，股市被跌惨了，货币被贬值了，国库被败光了，民心被搞乱了，官心被搞散了，土地被卖光了，信用被破产了，形象被搞坏了，尤其是引发新冠肺炎席卷全球，让西方国家和中共彻底翻脸了。”

所以中国人应快快醒来，天灭中共的节奏越来越快，不做中共的陪葬品，尽快声明三退才是明智之举。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六日。

在中国大陆的小学、中学课本中，1949年前的“旧中国”，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吃不饱穿不暖”，“一穷二白”。对民国全盘否定，在中国大陆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和“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

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国生活，甚至在民间一度兴起了“民国热”，那么1949年之前的民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

第一，是不是黑暗的解放前？

回忆当初的民国，《临时宪法》确立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仅1912年中国就有500多种报纸，即使在袁世凯篡权夺位后的1913年，也有130多家报纸幸存，人们可以在报纸上称袁世凯为“袁棍”，评论他“为善日少而恶日多”，无论袁世凯如何掌控舆论，都不能将这些“不和谐音”消除。

1912年5月20日，上海记者戴天仇在《民权报》发表了著名时评《杀》，文中说：“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事发后，唐绍仪以国务总理名义致电上海说：“言论自由，为约法保障。”最后《民权报》涉嫌“言辞过激、鼓吹杀人”，被上海租界公审判处“罚洋三十元”。然而90年后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被以贪污行贿罪判处12年徒刑，执行总编辑程益中也被逮捕，原因只是他们敢于讲真话。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小学教师22～55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40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

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自然，办报纸、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诬蔑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

据安徽大学校史记载，1949年之前，即使在内战时期，每名大学生不仅是免费教育，还可获得教育部的20元助学金，这20元除了够自己花费外，还可补贴家用。不过受共产党的鼓动，学生们还上街高喊“反饥饿，反迫害”。中共接管之后，助学金立刻没有了，伙食下降到可怜的程度。

中共利用了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自由，鼓吹民主自由、反对一党独裁，迷惑了人心，然而在1949年之后，却施行报禁、党禁，唯恐百姓有任何的言论表达空间。

第二，是不是万恶的旧社会呢？

1949年前的“旧中国”，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吃不饱穿不暖”，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这是中共在过去数十年深深印刻在民众头脑中的印象。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有内战、内乱；国民政府时期，内有共产党悍匪内乱，外有日本强敌侵略，还有苏俄的影响，但是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国人的温饱没有问题。从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导致近两千多万军民伤亡，在1942年，曾发生局部的饥荒，其它大部份时间，中国人的吃饭没有问题。

《青岛党史资料》中记录着，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平均日工资是0.455元。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1934年出版的《劳工月刊》中说：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资平均20元。

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或者是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得过去。

这一切的得来却是不易的。当时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要负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占40%，建国经费不到30%，而且由于军阀割据，各省之间连度量衡的尺度都不一样。1928年民国统一度量衡时发现，吉林的1尺，仅为河北的2寸长，杭州的秤跟临省江苏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

在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5.4亿。据此，学者侯杨方认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翻阅近代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时的史料，原来一直以为当时全国各地局势一定是一片混乱，可是后来惊奇的发现，面对改朝换代的巨变，中国各地包括大城市在内，除了局部地区的少数战斗与官方的改旗易帜之外，城乡民众的生活大都比较平静，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发生。

军阀割据，但对于管辖属地却是呵护有加，彼此战争带来了战火，士兵伤亡，却并不毁灭性地破坏对方的民生民用，因为军阀也不糊涂，如果双方都毫无底限地破坏对方的资源，两边儿很快就是鱼死网破，山穷水尽。

1927年10月，涿州之战打响。奉系攻，晋系守。围城一月，城中粮缺，在红十字会的协调下，双方停战，打开城门，放出妇孺，然后再战。围城两月，城中存粮尽，最后谈判，守方决定仿照三国时“降汉不降曹”的办法投降。涿州之战双方投入数万兵力恶战两月，令人尊敬的是，两边都不以百姓为筹码。

可是，在1959年～1961年的和平年代，中共搞共产主义试验“大跃进”，废弃农耕，大炼钢铁，导致饿死三千余万人，刘少奇曾说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年中并无重大自然灾害，中共却说“三年自然灾害”，民众生活困苦至极！在此期间蒋介石号召台湾省人民每人省下一元钱支援大陆。无奈北京方面不提供港口接受援助粮食等，国军只有用空投，空飘、海飘向大陆受难同胞放送各类物资。

在中共看来维护“伟光正”的形象，胜于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

第三，“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还是骗局？

“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共“土改”的口号，这一口号，蛊惑了成千上万的农民。中共派出工作组，每到一处，中共必鼓动一些人编故事、作伪证、假诉苦，无中生有，人为地挑起矛盾和制造仇恨，制造恐怖和血腥，以期巩固其基层专制政权。

据清华大学历史学者秦晖，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王凌的研究，中共官方说“人口10%的地主占有了70-80%的土地，佃农的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作为地租拿走，因此必须消灭地主阶级”的这种说法，根本是不存在的。在高王凌教授的著书《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一书中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农村土地研究表明，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之间，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族田、学田等公田，所以60%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的手中的。这一结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完全颠覆了中共官方对“地主阶级”的定论。

高王凌教授说：“该书全面否定了对‘旧社会’的‘旧认识’；是‘为地主正了名’；传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以往的历史都被歪曲了。”

中国从古代朝廷到近代中共统治前的民国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伦理底线和生活秩序。老百姓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国民党的党部仅至县城，党部不插手任何行政事务，县以下没有相应机构，而中共把党支部安到村村、镇镇，连社会的毛细血管都要控制。党的机构从中共中央一直建到穷乡僻壤，无处不在，在破坏掉原有的家族为基础的农村秩序之后，中共用枪杆子控制土地分配，不搞“阶级斗争”的人，就没有活路。

直至今天，中国的农村中共说征收哪一块土地，村干部、乡干部、派出所、党员无不形成一个密集的权力网络，用尽种种手段逼迫农民交出土地，农民喝敌敌畏自杀、上访被非法拘押层出不穷，这样的所谓“新中国”又新在何处呢？

第四，国民政府是不抗日、腐败无能吗？

从小学课本、电影、电视中，数十年来，中共宣传国民政府“不抗日”，“四大家族”贪污抗战物资。

在1945年之后的内战期间，中共文人陈伯达写出了《中国四大家族》，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中国经济的命脉，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该书宣传效果极强，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上都相信。

中共的宣传效果，甚至让美国政府以及媒体都信以为真。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真的作了同样的攻击和报道说：“有人告诉他，孔祥熙和宋子文在美国拥有8亿5千万的财产。”

1950年5月10日，上议院国会纪录中公开了孔祥熙写给国会的信，信中说：“我完全同意让美国国务院或财务部公开我个人在美国所有的私人财产。”宋子文也在信中写道：“我绝不反对美国财务部或政府公布我所有财产。”

在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以后，公布了在美国的全部华人的资产：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

在中国大陆的人，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看不到这些事情的原委，仍然被谎言欺骗，说国军不抗日。在电影《八佰》播映后，无数人潸然泪下，内心无比震撼，然而在网络上、在报纸上，中共却不停地抹黑八佰壮士的义行，事实摆在那里，人们嘴上不能说，但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谁真抗日谁假抗日，早就水落石出了。

国民政府曾在湖南衡山修建“南岳忠烈祠”，纪念截至1943年阵亡的140万国军将士。但是，这座象征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忠烈祠”，却先后遭到1944年日寇和中共在文革时期的恶意毁坏。直到1992年，才重造了一个赝品，用以替代。由此可见，中共对于真相是多么的恐惧。

历史早已证明，谎言改变不了血写的事实。“旧中国”是谎言，“新中国”是面具。自1949年之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等，中共用恐惧与谎言把真相封锁在黑箱，夺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然而，天自有道，天理循常，否及泰来，物极必反，中共即将从历史的舞台消失，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华将重归于世。